ART & CULTURE

【金馬60】沒有一句得獎感言的最佳攝影 — 余靜萍

「第60屆金馬最佳攝影 — 」攝影機把鏡頭聚焦於台下五位入圍的攝影師 — 余靜萍、陳麒文、許之駿、包軒鳴、Kartik VIJAY,各人屏息靜氣。 「得獎的是⋯⋯」滿島光一臉期待的笑容,把結果公佈的責任交給身邊的搭擋許光漢。 許光漢看了看得獎名單,緊張得呼了一口氣,「余靜萍,《(真)新的一天》!」穿著灰色長外套的余靜萍起來,一連鞠了兩個躬,她上台時抓抓平頭,一臉不可置信地從滿島光手中接下最佳攝影的獎座。「資深攝影余靜萍繼以少年的你於香港電影金像獎創下紀錄後,今年也以《(真)新的一天》,成為首位獲得金馬獎的最佳攝影的女性攝影師⋯⋯」一段關於余靜萍的簡介伴隨著久未停止的歡呼與拍掌聲一邊廣播著。 余靜萍在台上深深地再次鞠躬致謝,正當大家期待著這位首位金馬獲獎的女攝影師發表感言,她卻一個帥氣的轉身直接退回台下。 不發一言的致辭卻最為深刻。那天是余靜萍 48 歲的生日,這個獎大概是最好的禮物了。 網上一片呼聲中,不乏再次以「已故香港歌手遺孀」的身分去介紹余靜萍。其實這個向來低調的攝影師,早已是各大電影頒獎禮的席上客,而且獲獎無數。雖然在台上沒有分享,但於頒獎禮前其實她也接受了媒體的訪問,分享了入圍 60 屆金馬獎的感受。「在業界一直沒有一個女性在攝影,或者是在技術類可以被大家認識,其實技術不分男女,可以跨越很多事,只要你有熱情,只要你夠專注,然後只要你夠尊重你的職業你的身分,我覺得都可以發光。」她總愛穿著素色的衣服,架著粗框眼鏡、不施脂粉,一臉認真的跟你談電影。 她曾被導演曾國祥稱讚過,她是個「很懂演員」的攝影師。余靜萍自己其實怕面對鏡頭,因此在允許的條件下,她會嘗試以手持攝影機捕捉演員舒細膩的表情動作,盡可能地給予對方更自由的表演空間,最終目的就是想讓演員忘記攝影組的存在,才能得到最自然的畫面,也因此,當年拍攝《百日告別》時她堅...

肉體的連結抑或綑綁:繩縛的虐戀之夜

訪問及活動花絮:https://youtube.com/shorts/vrwiBZiuc4I?si=61gYvRr3FDq3yiVX 本月 17 日晚上於 The Fringe Club 的 After Sunset Festival 舉行了一個名為 Night of Obsession(虐戀之夜)的展覽。所謂虐戀,是將快感與痛苦結合而成的產物,又或者,藉由痛苦而獲取快感。每位藝術家為了創作,多少都需要有種痴迷和沉溺,去探索痛苦,從而展示自己的美學。而虐戀之夜,就是為了展現這份執著 — 受展覽攝影師小丁的邀約,我們參加了一場名為《律.青豆》繩縛的演出。 繩縛 (縛り shibari)—  一門源於情色文化的技藝,也是一門探討身體、關係、情緒與慾望之間關係的學問,當中包含了美學、技巧與情慾。 「痛苦,是一種強烈而真實的感覺,它能把肉體及情緒連繫,可是卻並不討好,危險又難以控制,我們總對痛苦敬而遠知,只把它當作一個保障人身安全的官感機制。」作為日式傳統繩縛師,繩手Shi Shi 利用繩索,一拉、一扯,把繩模的肉體和情緒同時綑綁在一起。是次演出刻意減省了一般情慾流動的元素,聚焦於對他人身體的認知和「繩」本身於空間中的存在感,以純美學的方式與觀眾現場互動。 當晚兩位繩模 — Ritsu 和 Caylyn,穿著膚色的內衣,以近乎於赤裸的姿態演出。二人輪流讓 Shi Shi 綁繩,先是 Ritsu,後是 Caylyn。繩手Shi Shi 把麻繩由胸頸繞至腰身,再打結以套牢。過程中繩模放鬆站著,直至繩索把她們的身體束緊,肉感的身體讓勒緊的感覺更為明顯,那是以純粹肉身展示繩縛的形態。Shi Shi 刻意留下她們四肢的自由,好讓她們於場地中來回走動。每當二人經過,我跟其他觀眾一樣,都退後兩步、屏著呼吸,生怕阻擋到她們的路線,而近距離觀察她們...

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一家專門為女性藝術家設立的博物館,有需要嗎? 回答這條問題前,不如由問題開始。美國歷史學家 Linda Nochlin 於 1971 年出版的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這句驟聽之下非常的沙文主義,似在責難女性無法偉大,其實卻狡猾地歪曲了問題的本質。我們先把話說清楚,Linda 的出發點並非歧視女性藝術家,而是深入探研造成此情形的成因,例如制度、社會結構等造成性別不平等。美國國家女性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簡稱NMWA)是全球首個以支持女性為創立使命的博物館。經過兩年的翻新後,於今年秋季重新開放博物館董事會主席 Winton S. Holladay說:「儘管有人表面上說一切都在改變,但藝術界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依然存在,使我們的倡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們正帶著大膽的願景和宏偉的計劃向前邁進。」博物館的領導層將在未來的節目和展覽中更加強調多樣性。而館長 Susan Fisher Sterling 表示:「我們肩負著雙重使命:展示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並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倡導,」她說:「我會說形容 NMQA 既是一個博物館,也是一個擴音器。」性別和種族不平等仍然普遍存在於畫廊、博物館收藏、展覽以及藝術市場上。 曾獲奧斯卡提名的電影製作公司 Smartypants 最近跟 NMWA 合作,製作了一系列以當代女性藝術家為題的短片《焦點:工作中的藝術家》( In Focus: Artists At Work ) ,並在關閉兩年後於十月重開的 NMWA 中展出,聚焦八位創新且多元的藝術家。這個系列的短片重點介紹個別女性藝術家,講述她們的創作背景和實踐方式,並揭示追求平等的倡議 — 無論是藝術家自身的努力...

【含劇透】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 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後一天 …

劇集《呼喚奇蹟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於 11 月 2 日在 Netflix 上線,濃縮版四集劇場改編自 Anthony Doerr 原著小說。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歷史小說獲普立茲獎的暢銷小說,登上《紐約時報》文學暢銷書冠軍。雖然劇中角色純屬虛構,但作者 Doerr 使用了 1944 年法國布列塔尼為控制聖馬洛而圍困和戰鬥的真實歴史背景。Doerr 表示:「對我來說,努力確保聖馬洛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正確的,這真的很重要,這樣經歷過圍困的人就會相信這個專案的真實性。」雖然劇集改寫了原著小說部分劇情和結局,但不論是小說或劇集之中,仍然保留了作者 Doerr 想帶給讀者們的一些核心信息,觸動人心的對白令我們對人性懷抱信念,並尋得希望之光。 最重要的光是我們看不見的光。The most important light is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在故事中,法國失明少女 Marie-Laur 隨二次大戰中與父親由法國逃難到聖馬洛投靠 Uncle Etienne,隨後 Marie 被迫與父親分離,更承擔起與美軍通信的重要角色,與 Uncle Etienne 內外配合消息傳遞。Marie 獨自一人留守 Uncle Etienne 的家,每夜只能聽得見空襲的轟炸,在看不見的恐懼之下,Marie 仍然堅守信念,把重要的信息透過無線電傳遞到美軍之中。在二戰的黑暗時代,視力正常的人都未必能感受到希望之光,更何況一名從未感受過光的盲人少女,作者 Doerr 巧妙地利用 Marie 失明少女一角形成強烈對比。有時候我們罝身於光明之中,卻會把光的存在忽略。但我們要知道光一直存在,那些看不見的光,觸不到的希望,是全靠心裡面有光。 萬物皆有聲音,靜下心就聽得到。Everyt...

藝術家媽媽的抉擇 — 一位母親 22 年的自白

母職是長時期且五味雜陳的過程,非單一品味的甜蜜母子圖或犧牲自我的偉大聖母圖所能表達。 汪曉青 「母親」象徵著的是犧牲抑或創造? 母親創造了孩子的生命,然而打從孩子脫離母體開始,母職這個身分也開始面臨自我的犧牲 — 時間、精神、社交、甚至原本的生活軌跡。懷胎十月,相信沒有人會質疑母親的偉大,經歷過懷孕過程的女性應該會有更深的感受。 姜貞吟(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曾說過:「女性婚後進入父權家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一個是『太太』,也就是某家庭的『媳婦』,另外一個重要角色則是母親。」傳統觀念中,女性經常被期待要承擔繼承父子世系的責任,同時也被定位為照顧者、支持者、家務負責者以及生育養育者的角色。於不同的階段,這些角色會帶來各種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可算是一種家庭性別政治的傾斜。 種種對於女性成為人母後苛刻的傳統觀念,卻讓「母親」這個角色於生兒育女後逐漸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許多媽媽在產後不得不放棄工作、難以與朋友聚會、全身心地投入照顧孩子,並時刻將孩子置於首位。當面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抉擇時,應該做一個合格的母親,還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這彷彿成為了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 也大概並不是天下間所有母親都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新生命,例如她,汪曉青。來自台灣的藝術家汪曉青與丈夫 2000 年於英國攻讀博士期間意外懷孕,她坦言當時感覺就像「人生被毀滅」。「我一開始很抗拒有小孩這件事,於是開始去尋找,為什麼會有這樣強大的抵抗在我身上發生?」生育原不屬於汪曉青的人生計劃,而當她選擇無奈接受了懷孕的事實後,更要面對各種孕期的各種不適,當時,她強烈地感到精力和自我都被剝奪。 「對於處於母職者的我,竟成了一種無以慰藉且難以避免的疲勞轟炸,而這也成為我創作此系列作品的原動力。」於是乎,掙扎於母職的汪曉青開展了一件無了期的作品,名為《母親如同創造者》(...

如果她們能擁有更多時間 — Stories of Second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6WuUOeJT4 粉紅 10 月,這種傳統上代表著浪漫與溫柔的顏色,別忘了它還象徵著國際乳癌關注月 (Breast Cancer Awareness Month)。 英國乳癌研究及慈善組織 Breast Cancer Now 於九月下旬推出了廣告企劃 “If I had more time” ,邀請了九位不同背景,而同樣患有擴散性乳癌*(Secondary Breast Cancer)的女性,分享她們患病後的生活,以及「如果你能擁有更多時間」對她們的意義。而隨著乳癌關注月的結束,23 日釋出了一部五分鐘的紀實式短片 Stories of Secondary,其中包括了一些未公開的訪談片段。 紀錄片選擇於這些女性各自的家中拍攝,與她們進行近距離的對話。家,這個被稱為避風港的地方,讓她們在感覺最安全、與外界的困苦隔絕的牆壁內,剖白她們最真摯的願望、恐懼和遺憾。她們想擁有更多的時間,看見兒子結婚、周遊列國、紋完身上的刺青、向身邊人表達愛意,告訴她們心愛的人他們的重要性 — 那些我們常常忽略的日常小確幸 。其中一名受訪者解釋了她如何試圖在剩下的六個月壽命中給她女兒「一個完整的人生」。面對不可抗的病魔,她們很脆弱;然而她們坦率的分享卻充滿力量。 如果醫生早點告訴我轉移性乳癌的風險,我本可以與我的家人多共度好幾年的時光。 Patricia Swannell 其中一名受訪者 Patricia Swannell 在拍攝後幾週後便不幸去世,她原以為定期覆診能察覺到乳癌復發跡象,豈料到了出現劇烈的髖部疼痛時,她的腹部和骨骼已經有大範圍的擴散性腫瘤。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Patricia 致力於提高大眾對擴散性乳癌徵兆和症狀的認識,以便更多人能夠及早被診斷並在病情進一步惡化前...

我是耶穌,也是十二門徒 — 國際級自拍攝影師 Kayee C. 專訪

剛過去的 6 月至 10 月期間,在德國 Büdelsdorf 舉行了 NordArt 2023(目前為歐洲最大年度當代藝術展覽),一名香港攝影師的名字 — Kayee C. 也出現於其中。 Kayee 是一名人像攝影師,現時長居於法國,擅長通過組合人像來創作。她有一名御用模特兒,正是她自己。 為何以自己的臉孔放到作品裡頭?當你期待著「作品是自身的投射」或「個人情感與角色融合其中」這類型的答案,Kayee告訴你,當初只為了「方便」。自從 2015 年涉足攝影開始,她就對人像攝影情有獨鍾。創作的過程中她經常忽發奇想,然而並不是每次有靈感時模特兒都有空,再加上自學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多次失敗,她也不想浪費別人時間,自拍讓她能夠更靈活地安排自己的時間。拍著拍著,竟發現「原來自己幾好用」!照片拍出來的效果出奇地不錯,特別是她毋需以言語向第三方解釋自己的想法,然後依賴第三方來表達,第三方把想法過濾後通常會有一定的主觀演繹,她寧願自身把最「原汁原味」的一面呈現。如是者反覆嘗試了三年,直至她第一次將數張自拍合成為一幅作品,才真正找到屬於自己的創作方式。 Kayee 的攝影作品許多都取材至西方名畫,這跟她從小在香港接受的教育有關。香港主流學校的藝術教育受到西方國家影響,課程中學習的許多西方畫家和雕塑家都取材自基督教或天主教,潛而默化地,我們習慣了這些著名的藝術作品中大多數出現的都是歐洲人的面孔。然而 Kayee 卻對這些作品帶有距離感,她作為流著中國血統的亞洲人,不住的質疑:「為何沒有屬於亞洲臉孔的作品?」 她特別提起了美國著名的當代黑人畫家 Kerry James Marshall。當年 Kerry 發現博物館中的大多數畫作都描述白人,因此決定使用西方畫的美學來描繪黑人,甚至使用黑色顏料來突顯他想要講述的黑人故事。 Kerry Jame...

《50 60 70》張艾嘉 (2023)

2004 年,張艾嘉執導的電影《20 30 40》成為當年唯一一部入圍柏林影展競賽部分的華語片,這部浪漫喜劇描寫了二十歲的李心潔、三十歲的劉若英及四十歲的張艾嘉三個年齡階段的女性三段不同的情感故事,反映了不同年代女性的掙扎和蛻變。電影上映將近 20 年,仍然被視為女性電影的經典,同時成了張艾嘉自導自演的代表作。 入行半世紀,張艾嘉今年 70 歲了。許多與她同輩的女星都早已退下火線、踏入享受人生的階段,然而對她來說,「人到了這年紀還能繼續工作,反而覺得很幸福。」 假如今天她要開拍《50 60 70》,這大概可以製作成一齣紀錄片,劇本經已準備好了。 50 我希望電影會是我的一生一世,電影和感情對我都是不可缺的。 正值 50 歲的張艾嘉拍了《20 30 40》,《時代》雜誌曾報導她為「這位資深藝人可能才剛臻至黃金時期;張艾嘉一直不斷地往上爬,是名副其實的東方藝人,堪稱是永不褪色的旭日。」這段形容彷彿揭示了張艾嘉往後至今的人生,她早已把演員這個職業與人生緊緊繫在一起。2001 年電影《地久天長》開拍前,她的兒子在上學途中被綁架,事件轟動一時。雖然此事對她造成一大打擊,但她並沒有因此而辭演,反而以專業的態度繼續拍攝,演出一名照顧血友病兒子的堅毅母親,結果憑此角再次奪得第 21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在《20 30 40》一個宣傳的訪問中,記者希望她為自己人生的上半場和下半場作一個小總結,她真誠地分享:「幸虧我自己不是一步登天的人,也不是所謂的偶像派,所以我特別用功特別勤奮,一步一步地做到今天,我很開心。我也不是什麼美女,只知道演戲對我很重要,自己一直都很嚴厲地去對待演藝生涯,我不是做十年八年賺完錢就拍拍屁股走人,我希望電影會是我的一生一世,電影和感情對我都是不可缺的。」 60 我一輩子都在解決問題⋯⋯不一...